就代表辖区内特定个体利益而言，省级人大常委会应当努力排除违宪违法法规对辖下特定群体基本权利的侵害，运用审查要求将辖区内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的审查期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传达。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经过谨慎论证和试点，但是这一过程不能从改革起始就在效率和法治的天平上失去平衡，改革即使具有紧迫性也要遵循法治原则，而这一点我国宪法第61条对此作出了安排，即召开全国人大临时会议。
随着议会获得更多权力、多党制出现、公民权的崛起和民主法治环境的转变等(王敬尧、贾鹏举，2000:40)，行政逻辑被逐步得到修正。在出现权力腐败甚至斗争时，权力高层往往从机关切入，通过设立、重组、合并、嫁接等方式对所涉机关予以调整，从而完成对权力的整合、调控。从内容上看，现代宪法价值不仅包括民主、法治、基本人权、权力制约、秩序、自由等一般人类文明共识，还包括宪法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等各种具体权力形态的特殊价值要求。参见蓝志勇、魏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实践经验与复杂性》，载《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第1页。此外，改革走到今天，各项制度和权力已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内在有机联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机关思维在某一权力改革的运用可能直接导致其他改革机制的错位或熔断，造成诸多权力改革领域的龃龉、碎片化。
[7]在中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景观，即体制上，政党与政府形成了高度的整合状态。而程序思维尊重权力产生、发展、衰弱和消亡的动态过程之客观规律，按照现代宪法价值和功能最适当原则配置权力及其各环节对应的参与主体，从而使权力运作空间立体化、开放化，有利于扩大政治改革的民主参与度。因此，本院同意巴伐利亚宪法法院的表述：‘一个宪法条款并不因其是宪法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是无效的，这在概念上是完全可能的。
针对联邦参议院的审查结论，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诉愿）、第92条（司法权由法官行使。由于这三个州之间未能达成协议，这一事务由联邦议会接管。德国获得救赎的唯一道路就是超越其民族特性，摈弃其特殊道路（Sonderweg）,对西方政治文化保持无条件的开放。可能存在AC、AD、BC、BD等四种组合。
哈贝马斯认为，经历过纳粹政权和大屠杀的德国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有着正常历史的正常国家。施密特和凯尔森的争论是魏玛时代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der Methodenstreit）的组成部分。
但现代性本身具有普遍主义的气质，要求突破单一民族的文化认同，否则便会被其他更具包容力的现代帝国所吞并。三、宪法文本结构之中的内在超越：西南州案与价值形式主义的形成 德国宪法法院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审查德国西南部的三个州合并为巴登-符腾堡州所涉及的联邦法律之合宪性（又称西南州案）。两部法律同时在1951年5月5日公布。只有超越党派利益和官僚系统之上且有民主正当性的帝国总统才能代表德意志人民的共同政治意志，维系德意志国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但两国还是有很多区别：首先，德国的文化根源神圣罗马帝国是一种虚构的强势文明，是德国遭遇强国侵凌时人为建构出的光荣过去。[42]Oliver W. Lembcke, Huter der Verfa. 4ssung: Eine institutionentheoretische Studie zur Autoritat des_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Tubingen: Mohr Siebeck, 2007. 作者简介：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针对联邦最高法院院长赫曼·维因考夫（HermannWeinkauff）的国家的公务员系统独立于特定政府的兴衰。进而，《基本法》史无前例地创制了大量司法国家要素（j ustizstaatlicher Elemente ），它不仅完全解除了联邦总统的一切实质性权力，还使其他民选机构的权威也都受制于宪法法院的控制，以至于国家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哪一种过程可以不被卷人到宪法法院的审判程序之中，德国因此面临政治司法化和司法政治化的双重危险。
因此，宪法法院法官在宪法问题上的权威正像科学家在科学问题上的权威一样，是知识和科学判断的权威。这部法律通过之后，总共有大约43万纳粹时代公务员申请了法律所授予的福利。
在1953年12月17日针对两千多份宪法诉愿而做出的裁决中，宪法法院肯定了131法的合宪性，判决书一开始便明确指出：纳粹时代所有的公务员任命都终止于1945年5月8日。这种解释一方面避免了实证主义所导致的恶法亦法困境，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自然法的主观性（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自然法很难避免被批判为个人的道德偏好）。
注释: [1]德国基本法的原文可见于德国联邦议会官网：https: //www. bundestag. de/grundgesetz. [2]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as Bollwer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 August 2012. [3]Rede von Bundeskanzlerin Dr. Angela Merkel beim Festakt 6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m 28.September 2011 in Karlsruhe，全文见德国联邦政府网站：https: //www. bundesregierung. de/Content/DE/Bulletin/2010-2015/2011/09/98-1-hk-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html? nn＝392138＃Start（最后访问时间2016-12-20）。他们甚至不敢把这份文件称为宪法（Ver fassung ），因而审慎、谦虚地将其称为基本法（Grundgesetz）[1]，并在基本法的最后一条（第146条）宣布本法在德国人民通过自由选择确立的宪法生效之日停止适用。由于这一重组拆散了有历史传统的政治共同体，所以这几个州的人民多有不满。[24]这一意见是使得施密特直到去世一直未能恢复教职的主要因素。[27]一个在短短30年时间内两次挑起世界大战、总共导致全世界九千多万人口死于战火的国家，得以走上超过六十年的和平发展之路，从事后聪明的视角来看无论如何都是幸运的。1787年5月25日，当来自北美12个殖民地的55位代表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事厅开会的时候，他们只是想修改《邦联条例》，赋予邦联国会规制商业的权力以及越过州政府直接收税的权力，而没有想到要（也没有获得授权）起草一部新的宪法，打造一个新的联邦国家。
如果是故意违宪，亦可判定开除。[37]来自文化新教背景的斯门德的整合理论代表了民族国家层次的整合观，他对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和凯尔森颇为不屑，认为国家先于并大于规范，实证主义者试图将历史、政治和道德排除出法律解释的努力是有害的。
本文通过考察德国宪法法院奠基时期（1951-1955）巩固自身宪法地位的举措和两个关键案例，分析了宪法有效实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此外，任何试图破坏或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政党都是反宪法的（ver fassungswidrig）并可以被取缔。
[6] 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德国宪法法院得以确立如此的权威，以至于能够在掌控国家暴力和钱袋的行政权和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面前都不卑不亢、傲然挺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1951-1959年之间的德国历史，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德国宪法法院的奠基时刻。联邦德国最高法院的首任院长赫曼·维因考夫（Hermann Weinkauff）在纳粹时代曾经长期担任帝国法院刑三庭法官，该庭发明了臭名昭著的血统保护法理，贯彻纳粹党的种族歧视政策。
尽管存在发生机制上的不同，德国宪法法院的成功实践还是可以使我们看到，有效的宪法实施机制可以在国家整合、秩序形成和实现公平正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即使在1990年柏林墙被拆除、西德和东德实现统一之后，这部原本仅为西德制定的基本法仍然继续有效。[12]德国的宪法解释模式可以被认为属于BD模式，即强天主教模式，而宪法法院则是这个模式中的罗马教廷。而决定是否取缔的权力也由宪法法院行使。
显然，任何政府都不会热衷于确立一个旨在给权力套上法律缰绳的宪法实施机构的权威，德国宪法法院的权威是它自己发明出来的，正像美国最高法院自我创设了司法审查的权力一样。1949年5月23日通过的德国基本法序言中写道：认识到自己在上帝和人类面前的责任，充满实现民族和政治统一的决心并致力于作为统一之欧洲的平等成员促进世界和平。
这种文化上的发达和物质、经济上的落后导致了发展上的困境：既不愿意完全放弃自身特有的文化，又无法依靠这种传统文化所提供的资源使自己在全球化的时代强大到足以抗拒代表普适价值的英美等国的操控。由于这两个州都将在重组后不复存在，如期举行州议会选举显然是浪费公帑且毫无意义的，而在此之前搞完公投在时间上已不可能。
这两个州都应在当年4月举行议会换届选举。澄清历史事实，确认历史功罪，在此基础上支持有原则的妥协，而不是报复性地翻旧账，这便是公务员案所透露出的整合主义思路。
一方面，基本法和《宪法法院法》的确赋予了该院十分广泛的宪法权力，似乎暗示它与其他独立的宪法机构（包括联邦议会、参议院、联邦总统和联邦政府）处在同一科层级别。只有当执政者意识到宪法之治是实现长治久安的不二选择的时候，可能性才会增大。通过宪法实现整合有两种层次，一种是民族主义的层次，另一种是普遍主义的层次。其次，纳粹政权的罪恶及其彻底失败使德国在二战之后遭遇了彻底的毁灭，也使德国知识分子坚守自己独特文化的信心彻底丧失。
因此，那些创制我们的宪法的人们从历史中得到两个关键的教训：法律先于政治以及通过法律对政治进行有效的控制。然而，正像出身可疑的美国宪法已经存续了两个多世纪、为美国成为世纪第一强国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一样，德国基本法也已存在了六十余年，帮助德国度过了战后的艰难岁月，并见证了德国成长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的过程。
尽管有了上述法律，当宪法法院于1951年9月28日在卡尔斯鲁厄开门办公的时候，它的法律地位还很不明确。[4]Der Status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Material-Gutachten, Denkschriften und Stellungnahmen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Gerhard Leibholz, Jahrbuch offentliches Recht, 1957：6：109-221，156. [5]Andreas Voβkuhle: Der President im Hintergrund, Cicero, April 2012. [6]Dietmar Hipp，Germanys Constitutional Court President：The Man Who Holds Europes Destiny inHis Hands, The Spiegal, September 11, 2012．网页版见：http://www. Spiegel. de/international/germany/andreas-vosskuhle-has- power- to-decide-europe-s-fate-a-855100. html. [7]David Dyzenhaus, Legality and Legitimacy：Carl Schinitt，Hans Kelsen and Hermann Heller in Weimar（Ox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 xi. [8]魏玛宪法中的相关条文可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附录：本书引用之宪法条文，第230～234页。
这份判决确立了若干影响深远的宪法解释方法和原则： 首先，在判定第一部法律违宪时，法院给出理由包括： 一个宪法条文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孤立的条款并被单独解释。基本法第79条第（3）款很清楚地表明基本法本身认可这个说法。